1959年2月，寒风凛冽的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。

方青云紧了紧身上的呢子大衣，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迅速凝结。他身后站着两位同样年轻的外交官，周明和李卫国，三人刚刚结束了在苏联的短暂停留，准备转机前往伦敦。

方青云微微一笑，拍了拍随身携带的公文包："不只是俄文，还有德文和法文的。英国的经济数据不好直接获取，但可以从他们的贸易伙伴的报道中反推。

方青云没有回答，只是望向停机坪上那架即将载他们飞往伦敦的图-104客机。他精通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俄语、西班牙语、日语、阿拉伯语和葡萄牙语，这在外交部年轻干部中极为罕见。而此刻，这些语言技能将成为他在英国工作的利器。

飞机轰鸣着冲上云宵，方青云通过舷窗望向下方逐渐远去的莫斯科。他知道，自己即将踏入的是一个对中国充满复杂态度的西方世界。

伦敦的天气比莫斯科更阴冷，湿漉漉的雾气笼罩着整个城市。中国驻英代办处位于波特兰大街一栋老旧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内，门口只悬挂着一块朴素的铜牌："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代办处"。

代办处负责人桓兆祥大使亲自接见了他们。桓大使五十多岁，鬓角微白，眼神锐利而沉稳。

伦敦的冬天漫长而阴沉，方青云很快适应了代办处的工作节奏。白天，他跟随桓大使或参赞郑怀远出席各种外交活动，晚上则伏案整理资料。

英国政府不会轻易向中国外交官提供经济报告，但方青云发现，伦敦的二手书店和旧报摊却能淘到大量过期的《泰晤士报》《金融时报》《经济学人》等报刊。这些报纸虽然已经过期数月甚至数年，但里面的经济数据、市场分析和政策评论仍然极具价值。

于是，每到周末，方青云就会穿梭于查令十字街的旧书店和大英图书馆的文档室。他熟练地用英语和书商讨价还价，偶尔还会用法语或德语与一些流亡学者交流，从他们口中套出一些非公开的经济动向。

代办处的同事们很快注意到了他的习惯。

方青云笑而不答。他不仅看了，还做了交叉对比——德文报纸提到英国对西德的机械出口下降，而法国《世界报》则分析这与英镑汇率波动有关。这些碎片信息拼凑在一起，就能勾勒出英国经济的真实状况。

一天傍晚，参赞郑怀远把方青云叫到了办公室。

三天后，方青云交上了一份长达20页的《1958年英国经济态势分析》，不仅函盖了工业、农业、贸易等宏观数据，还附上了对1959年经济走势的预测。

方青云的名声很快在代办处传开，甚至引起了英国情报部门的注意。

某天，他在大英图书馆查阅资料时，一位西装毕挺的英国绅士"偶然"坐到了他对面。

方青云接过名片，礼貌地点头，心里却已警觉——这很可能是一次试探。

回到代办处，他向郑怀远汇报了此事。

1959年的春天悄然来临，伦敦的雾气稍稍散去。方青云依然每天埋首于旧报纸和文档中，但他的目光已经放得更远，他开始研究英国对非洲和东南亚的贸易政策，因为这些地区未来可能成为中国的重要外交舞台。

在代办处的每周例会上，桓大使宣布："外交部表扬了我们近期提供的英国经济分析，认为这对国家制定对欧政策很有帮助。

众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方青云。他只是低头记录，仿佛这一切与他无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