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城根南街的南路口出来，拐个弯，就是首都最宽的胡同，灵境胡同。

曹家四婶儿假惺惺地说要做点吃的，邱石和她已然看不对眼，婉拒了。

两人便出门，摸到这条胡同，找到一家很小的国营餐馆。

曹安晴说，越是这样的小馆子，内才叫一个地道。

邱石懂啊，苍蝇馆子嘛，他也爱。

炸酱面劲道爽滑，酱香浓郁，咸中带甜；炒肝稀而不澥，稠而不坨，极为鲜嫩。

美滋滋。

两人一边吃，一边续上之前的话题。

谋生手段肯定是个大事，另外有钱才能实现曹安晴的想法，送走那一家子人。

“鸳鸯蝴蝶派我知道，听我爸提过。对啦，你咋啥都懂啊？”

邱石打着哈哈道：“哥们儿好歹也是混文化圈子的人，不说最近，就是以前革命诗友会也有没少参加，谈东扯西的，行道里的事，还能不懂一点？”

曹安晴哦了一声，有意显摆：“鸳鸯蝴蝶派盛行于辛亥革命之后，对吧，称呼好象取自一句诗，还有点贬义性质。”

取自清代的狭邪小说《花月痕》，诗句为“卅六鸳鸯同命鸟，一双蝴蝶可怜虫”。

这两句诗本身并无贬义，比喻才子佳人缠绵悱恻又充满无奈的爱情。

但是放在辛亥革命那个救国图存的时代，就充满了嘲讽和评击的意味。

从文学史的意义上讲，鸳鸯蝴蝶派是我国近代通俗文学的滥觞。

它也不仅仅写言情，还包括武侠、黑幕、神怪、军事、侦探，历史等诸多题材。

忽然想到什么，邱石问：“批评你的是你妈？那你爸是什么意见？”

“你爸倒不管着我写，但是你懂的，我家我妈说的算。”

曹安晴小口嚼着面条，目露追忆，“而且我爸说过一句话，我记忆深刻，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搞懂。他说‘如果认为是糟粕，就应该全然抛弃，既然存在继承关系，子不该嫌母丑啊’。”

邱石心生敬意，感慨道：“要不你爸是语言学家呢。”

在近代以前的中国，其实小说的地位非常低，一直都是小道中的小道。

是梁启超提出“小说界革命”，1902年于日本横滨创办《新小说》，主张以实现“新国”、“新民”为目标。

再加之后来的白话文运动，才将小说在中国的地位，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，成为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。

五四文学时期，新文学阵营和鸳鸯蝴蝶派曾展开过激烈的斗争。

前者打着“为人生而艺术”的口号，视后者为“玩物丧志，醉生梦死”的麻醉剂，将其评击得一无是处。

最终的结果，以鸳鸯蝴蝶派退出历史舞台而告终。

当时朱自清先生曾说过一番公允的话，大致意思是：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，小说就是不严肃的，通常被称为闲书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，意在供人们茶馀饭后消遣，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。

曹父大抵也是这个观念。

曹安晴恍然大悟，兴奋道：“这么说，我还不小心摸到了中国小说的正统了？我当时是偷偷写的，那现在能光明正大写吗？”

突然技痒难耐。

其实父亲看出她有写作的爱好，是有意培养她的，时常找些写书给她看，跟她讲一些文学创作的道理。

可惜她天资愚钝。

也可惜他们在一起的时间，太短暂……

“当然！”邱石斩钉截铁道。

鸳鸯蝴蝶派这个称谓，虽然带有贬义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半个多世纪叫下来，已经成为符号。

在五六十年代，鸳鸯蝴蝶派曾有过一次复苏。

当时周瘦鹃和严独鹤都进了作协。

新闻电影制片厂，还专门为张恨水拍摄过一部纪录片——《老人的青春》。

东风已起，然而复苏来得太迟了。

几十年的排挤、制度性遗忘，英雄迟暮，后继无人。

如包笑天等人，心灰意冷，远走他乡。

平江不肖生、陈慎言、还珠楼主、严独鹤、周瘦鹃等人，在五六十年代相继离世。已经没人可以挑大梁了。

曹安晴当真来了兴致，打听道：“能发哪个报刊杂志？”

“很多呀。”邱石摊摊手介绍起来。

虽然七八年报刊杂志的井喷期才刚开始，但是通俗文学的阵地仍然广阔。

人民的爱好是无法禁灭的。

有许多地方杂志，因其传播范围小的特点，反而得以在混乱中存活。

比如《山西民间文学》、《天津演唱》、《辽宁群众文艺》等。

大型刊物也不是没有。

《故事会》于七四年已经恢复出版，虽然现在叫《革命故事会》，要到七九年才改回创刊名。

新民间故事、笑话、趣闻、历史传奇、侦破故事等题材，如今正在《故事会》上大放异彩，广受群众欢迎。

邱石建议道：“你先试着写写，找几个想写的题材，言情嘛……也不是不行，暂时注意尺度，创作环境明显在回暖，以后会有机会的。我再替你把把关。”

没记错的话，刘心武的《爱情的位置》，会在今年的《十月》创刊号上发表。

这部小说公开讨论爱情，也没有怎么样，反而引发万人空巷守着收音机。

因为作品发表不久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给它录成广播并播出了。

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，到了见真章的时候，曹安晴反倒踌躇起来：

“虽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正统小说，但时代在发展，我爸也说了是个继承关系，会不会……象我妈说的，写这个太俗气？还有你邱大作家，怎么好象对鸳鸯蝴蝶派很推崇的样子呀？”

“我想害你呗，想把你卖了。”邱石翻个大白眼。

曹安晴：“……”

“所谓俗，还有一个说法，叫接地气，你猜怎么着？老百姓还就喜欢接地气的东西。那么老百姓都喜欢了，你不喜欢，你算老几？这可不是我说的。”

邱石给她举了几个例子。

鲁迅的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几经再版，发行四万册，似乎相当不错了。

郁达夫的小说集《沉沦》，曾造成洛阳纸贵，发行量达到三万馀册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种现象和话题。

而同年代的武侠小说《江湖奇侠传》，三四年间卖了60万册。

这说明什么？

人民需要！

正如朱自清还有一句话：“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，不顾人民性，只管艺术性，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，读者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物里去。”

那些刊物，指的就是鸳鸯蝴蝶派小说。

严肃文学固然有其思想性，但是老百姓他文化程度有限啊，过于高傲的文本，几个人能看懂？

如果大部分人都看不懂，也就意味着它失去了大部分的“载道”意义。

连鲁迅都说：“在实际上，悲愤者和劳作者，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。”

这证明，即使是在严肃文学扛把子的心中，趣味性和娱乐功能，也并无罪过。

老百姓也是真的需要。

人民如果没有精神娱乐，社会就会冷峻而僵化。

作为文本创作者，是有责任的。

“而且通俗文学和思想内函，也并非不可调和。”

邱石继续说道，“比如张恨水的《啼笑因缘》，包天笑的《沧州道中》，评击社会黑暗面，针砭时弊，借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，歌颂抗日精神，反映社会不平等。不比同时期的一些宣扬封建复辟的文学作品，进步得多？”

曹安晴眼前一亮：“真的呀，那我得找来看看，旧书摊上有？”

她多少还有一些想法：即便父母在九泉之下，也不想让他们因为自己吵架。

父亲想培养她写作，她也想成为他的骄傲呢。

母亲不喜俗气，那她就来点思想内函。

邱石点点头，回答她刚才的第二个问题：“真要让我说，文学不应该有偏见，再说由意识形态主导的批评，本身就毫无意义。

“好的严肃文学，能够启智；好的通俗文学，也能给人以心身愉悦。人生在世，正如我即将进入大学校园，既要学习，也得生活啊。

“所以鸳鸯蝴蝶派于我而言，不是推崇的问题，我是认为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，缺一不可。”

听君一席话，曹安晴算是彻底通透了，再没啥顾忌，准备静下心来就开始动笔。

她忽然笑嘻嘻问：“那你邱大作家会写通俗小说吗？”

“写啊，怎么不写，只要社会需要，人民喜欢的，我都写！”

邱石蓦然有种使命在召唤的感觉，仿佛一下找到了重生回来后的第一个方向，“我不仅要写，如果有可能，我还要将中国的通俗文学发扬光大！”

在后世，我国的严肃文学在世界舞台上，并没有掀起太大波澜。

反倒是网文，制霸全球，让老外们尤如嗑药，欲罢不能。

而文本故事，又是许多娱乐形式的基石，象是影视啊、游戏啊、剧本杀啊，包括动漫。

四十年后，看到动画片几乎被小日子屠城，满大街的日漫spy，就连年轻人的性启蒙都要靠日本老师……好吧，后面这个不算，他是真不得劲啊。

咱们泱泱中华，五千年的文化底蕴，输在哪儿了？

不外乎起步太慢，没有用心去做！

否则轮得到一个番邦之国，倒反天罡，对我们文化入侵？

目标在倾刻间坚定下来，以通俗小说为根基，大力发展并输出中华文化，在邱石看来，很值得去做。

当然，饭要一口一口地吃。

眼下这年月，许多方面也不太允许。

趁着这几年时间，他先蕴酿一番，单靠他自己也不行，得培养一批好手。

那么就从小曹同志开始吧。